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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基本法以对国际法的开放性和承诺（“Völkerrechtsfreundlichkeit”）为根基，这在多项规定中均有体现，并自此成为联邦外交委员会法理学的固有要素（仅见2004 年 10 月 14 日第二参议院命令 - 2 BvR 1481/04 -，第 33 段）。虽然可以说，战时法并不赋予个人因违反其规范而获得赔偿的次要权利，但毫无疑问，其中某些规定专门针对个人的保护，使其直接享有此类权利。我认为，基本法对国际法的承诺要求以充分执行国际法命令的方式解释条款。国家责任制度是一种工具，具有促进遵守战时法规范、减轻外交保护制度的缺陷并最终赋予个人权力的潜力。应以这种方式使用它。

第三，法院的判决与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不相容，：鉴于德国在昆都士 医生数据 实施的有效控制，《欧洲人权公约》适用于本案，而克莱因的命令仍然归因于德国作为派遣国，因为德国对有关事件实施了有效控制，无论德国军队（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）的部署是否具有整体的制度性嵌入。根据《欧洲人权公约》第 15 条的规定，即使可能需要与战时法规则进行系统整合，《欧洲人权公约》的保障在武装冲突的背景下也不会失去其强制效力（仅参见 欧洲人权法院，Hassan v. UK 案，申请编号 29750/09）。法院在宪法上有义务仔细研究《公约》的规范性要求，但法院却对一系列判决一无所知，在这些判决中，欧洲人权法院援引《欧洲人权公约》第 13 条声称，各国有义务在违反《欧洲人权公约》第 2、3 条的“可争辩索赔”案件中建立补偿机制。Z等人诉英国案（2001 年）可以作为一个例子。欧洲人权法院在该案中裁定：

“但是，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应有一个机制来确定国家官员或机构对侵犯其《公约》权利的行为或不作为承担的责任。